“你可要知道，别说我还捏着高鸣、高放的命。就是高副所长的行为，本身也是不能见光的事儿。因为这种手段要是使用，那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，哪能随便就用在像我这样的人身上？更别说他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掩饰自己儿子的‘罪行’。真要闹翻了，就‘公器私用’这一条也够把老小子官儿帽子摘了的。一个活了半辈子才爬到营级位置的干部，一个每个家庭成员都以官位为荣的家庭，要是为这么一件破事被贬为庶人，变得支离破碎，变得名誉扫地，那简直就像是从天堂掉落地狱一样，他们绝不敢为此冒一点的风险！空瓶子道理你还记得吧？如果必须要冒着牺牲自己家庭幸福的风险，来跟我这么一个没前途的人死磕吗？他会这么干吗？根本犯不着。要论破罐破摔，他们永远不划算！”

洪衍武说到此时，不但语气里充斥着一种胸有成竹，目光里也同时泛出一种凌厉的寒芒。

陈力泉带着满心的钦佩，深深看了洪衍武一眼，之后便久久无语……

要说洪衍武的分析，在大体上还真是一点没错。高副所长的想法不但被他揣测得丝丝入扣，就连高副所长这个人的身份和背景也大致如他所料，还真不是那么简单的。

高鸣的父亲，名叫高作礼，1932年生人，虽然1948年才参加革命，还是无关痛痒的后勤部门。可此人天生有八面玲珑的功夫，在人际关系上颇有一手，于是很快就受到受到本部门上层领导青睐，不但迅速入了党，成为了领导的勤务员，还得了一个“万金油”的称号。

建国初期他仍作为勤务兵跟着领导进京入职，由于无意中入了一位“总参三部”（总参谋部技术侦察部，又称总参三部，正军级单位。它是我国部队负责搜集海外军事情报的官方机构。它与国家安全部，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情报网络）将军的法眼。此后被调到一个表面看起来无关痛痒但却极其要害的部门，以一种毫不起眼的工作方式，参与进了建国初期维护首都安全的保卫工作。

之后他干得也是极为出色，不但迅速掌握了一些监听监控的非常手段，还屡屡建功，这才爬到了今天这个位置，凭他的浅薄的革命资历来说，也算是一种异数了。

那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呢？

原来，京城当时四郊出京进京咽喉之地多有餐馆旅店，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建国后一段时间里，这些店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隶属于“总参三部”和公安机关共同管辖的下属单位。

最初，这只是保护中央所在地的第一道防线。卡住了容易盘查的铁道线之后，其他进京的庞杂路径就成为控制的重点。

高层领导认为，如果有匪特试图对首都实施袭扰，在进京前一般都会比较懈怠，说话做事不太小心，而且这里是他们做在京活动准备的最后机会。往往在住店，吃饭的时候露出破绽而不自觉。

正因为这个原因，在五十年代初期，曾有多起“三民党”特务案，都是那边的人一进京就被捕。

而京师安全部门如有神助，也令那边百思不得其解。那些王牌的特务们均不知道，他们还没有进京，其实消息就已经被那些不起眼的服务员，店小二送到了安全部门的案头。

谁的脑袋也不是天上掉下来，地里长出来的，掉的多了，特务们也就不来了。所以最后当特务案总体趋于平淡之后，“总参三部”就从其中撤出了，高作礼也被调到了总参下属的招待所任职。

可是这些密点也并没有被撤销，而是转交到了公安部门的手中。因为从治安角度，这也是极好的据点，这些密点仍有很高价值。

说白了，这其实就等同于水泊梁山脚下朱贵开的酒店。谁要上山来访，总要“旱地忽律”放了响箭才能上山。

熟悉梁山故事的朋友一定都知道，全盛时期的梁山，其实四面都有充作眼线的酒店。其中头领分别是东山酒店——“小尉迟”孙新，“母大虫”顾大嫂。西山酒店——“菜园子”张青，“母夜叉”孙二娘。南山酒店——“旱地忽律”朱贵，“鬼脸儿”杜兴。北山酒店——“催命判官”李立，“活闪婆”王定六。

从本质上说，这些人经营的，实际上就是梁山的外围情报站。